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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和平解放,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一月 1st, 2020  |  上葡京官方网站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右图为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拉萨古城飘扬着五星红旗。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⒇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解放意义

简单来说,十七条基本法就是一国两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中央只保留驻军和外交的权力,除此之外,西藏一切照旧,行政、人事、财政都自己处理。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前夕,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亲英分裂势力手里。为粉碎帝国主义制…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④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⑥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⑧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西藏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一度离散的游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业,同时也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制度的建立、为西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在1959年2月给总参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写道: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前夕,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亲英分裂势力手里。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对全国大陆的解放,1950年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同时,为避免伤害藏民族感情,更有利于民族团结,党中央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但是被分裂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当局拖延谈判,并企图以武力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沉重打击了分裂势力,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铺平了道路。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5月23日,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4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⑨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⑩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⑿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⒀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⒁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⒂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⒄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军区的报告说,从各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6月2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逐步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藏民族的新生奠定了基础。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分离走向团结,从落后走向进步的重要转折点,西藏从此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页。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1月8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⑤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
  ⑨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⑩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
  ⑿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97页。
  ⒀《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24页。
  ⒁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年4月14日。
  ⒂《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页。
  ⒃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1949年4月1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⒅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1页。
  ⒆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⒇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年7月10日。
  (21)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1949年9月12日。
  (22)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年7月16日。
  (2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25)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6月26日。
  (2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1949年8月6日。
  (30)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8页。
  (31)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177、178页。
  (3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页。

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国防。

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先后来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在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共17条,简称十七条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人民废除反动农奴制度、彻底翻身作主人奠定了基础,为迅速发展西藏工农业生产,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后续指示中,他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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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事宜。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金珠玛米”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打倒了反动势力,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西藏人民从此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西藏地方的历史画卷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8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伙同帝国主义分子,唆使甘肃、青海境内一部分藏族贵族、反动宗教分子和部落头人,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人员达到13万余人,叛乱地域达42万平方公里。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1965年开始,已经制定了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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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西藏和平解放,还挫败了美国试图将西藏作为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基地的计划,对于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对付西藏可能的全局性叛乱,除驻藏部队抓紧练兵,屯积粮弹,施惠于民外,中央还决定动员内地有志青年入藏屯垦,以加强在将来平叛中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动员2000名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写道: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68年前的今天,1951年5月23日注定是西藏历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

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68年前的今天,1951年5月23日注定是西藏历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它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非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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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也就是1952年的4月,毛泽东对西藏不愿意全面实施基本法的问题作出指示,大家看看什么事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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