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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汇报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上葡京官方网站,区域史研究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四月 25th, 2020  |  上葡京官方网站

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教授顾祖成担任名誉主编,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孔繁秀主编的《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出版发行。该部丛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明清笔记丛书》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烱《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张国光、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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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在个案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的相关论着尤其多见,既有通论性的,亦多专题性的。通论性着作如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于醒民《上海,1862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在专题论着方面,关于近代上海经济变迁的着作较多,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论着主要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等。

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策划,我校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等单位共同实施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近日正式启动。1月17日,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汇报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了座谈会。我校朱之文书记、李建发副校长、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作为“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编纂单位代表,受邀参加座谈会。
2004年,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由我校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主持编纂的中央对台宣传重点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百册《台湾文献汇刊》出版发行。该项目在海峡两岸和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大陆整理台湾文献史料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印证两岸文化源流、遏制“文化台独”、促进两岸交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著名图书馆均收藏了此套文献。
《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即是以《台湾文献汇刊》为基础,将台湾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延伸、细化,组织实施而成的更大规模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由《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等4个项目构成,总计550册、30余万页、15000万字。出版工程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组织,我校和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共同实施,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工程于2005年12月全面启动,预计2008年完成出版。
台湾文献史料的时间跨度自明清两代、民国时期至1949年约400年,范围涵盖官方档案、民间收藏及海外遗存。部分档案藏品是首次解密或解密后首次使用,学术、史料价值极高。
该工程完成后,将给台湾历史、文化、经济、制度沿革等研究工作提供完整、系统的文献史料,使大陆学术界在涉台资料与拓展研究领域方面有实质性的跨越,引领台湾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
我校一举获得《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两项的编纂工作,依托人文学院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难以替代的人文优势,对民间遗存的台湾文献进行系统完整的搜集整理、筛选编辑工作。校长朱崇实任编委会委员,曾经主持编撰《台湾文献汇刊》的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担任两个项目主编。
《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将以民间收藏和海外遗存的涉台契约文书、籍帐、族谱、碑文及科仪典籍为主要内容,充分详实地记录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台湾的历史事实,并以此印证两岸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些必将在两岸关系研究及激发台湾同胞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上,产生特殊的意义。

《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以确凿的史实,充分展示了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全面行使国家主权的历史原貌,是研究明清两代藏族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汉文第一手珍贵资料,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铁证。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顾祖成表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的出版发行,是西藏民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明清实录藏族历史文献整理、汇编的科研延续,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是对《明实录藏族史料》和《清实录藏族史料》的新升级。 

(来源:社会科学处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编:王海红)

通过对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的大致浏览,可以发现这一史学分支学科不仅已有了为数众多的成果,而且正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些倾向和问题。首先,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不平衡。在省区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内陆省份的相关研究则很薄弱。在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武汉等区域性大城市的研究相对深入,关于一些沿海沿江的区域中心城市,如宁波、福州、厦门、南京、苏州、长沙、成都等的近代史研究,亦已初步展开,而对一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市镇,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中等城市和市镇,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其次,在研究区域范围的选取方面,存在十分明显的重大轻小倾向;在研究时段选取方面,则存在重长轻短的普遍现象。相关着作所选地域小则一省一市,大则数省数市,在时间范围方面,或以“近代”、“现代”为断,或以数十年为限。而关于小区域、小时段的微观研究则十分缺乏。再次,研究选题的失衡现象也值得注意,除通论性着作外,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史、政治史,而对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众心态等专题则着力不多。第四,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研究方法有待改进。既有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多采取惯用的阶级分析理论模式和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虽然有些着作,尤其是有关城市史的论着,在研究理论构建和运用多学科方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五,大多数区域史论着在资料发掘方面没有体现出地方特色,使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和理论价值受到限制。

《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包括《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两部,共11集。该丛书以顾祖成等辑录整理内容、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为底本,在孔繁秀2011年牵头立项的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由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研究院、文学院有关人员组成编辑组,经过数年的整理、分类、校勘等通力协作完成。

《中华大典》是1992年开始启动的古籍整理项目,2006年列为 “十一五”
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汉文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分类整理和汇编总结的第一部新型类书,是在继承历代类书优良传统、考虑汉文古籍固有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和参照近代编纂百科全书的经验和方法编纂而成。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主编,全书按文、史、理、工、农、医等分类,共有24个典,110多个分典;在规模上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永乐大典》的二倍,国家为此投资四亿元,是建国以来最大文化出版工程。从2006年8月接受任务开始,李绍强教授带领科研团队,从目录索引、资料复印、标点校勘到分类编排、校对整理,历经10年寒暑,备尝艰辛,时至今日,终告功成。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已译成中文的有: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在美国原文着作中,关于近代中国省、县区域研究的新着主要有:玛丽·兰金《中国的精英运动与政治发展:浙江省,1865-1911》、伯恩哈特,K.《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与农民的反抗,1840-1950》、基南,B.C.《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1864-1911年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变迁》、马登赛《中国福建省的戒烟运动,1906-1917》、许元英《客居异乡:广东台山县的移民与跨国主义意识,1904-1939》、霍尼布鲁克,J.H.《机械化采煤与地方上的政治冲突,以19-20世纪江西萍乡为例》、基廷,P.B.《两种革命:陕西的乡村建设与合作化运动,1934-1945》、陈红《1920-1940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等。在城市研究方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着主要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如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佩里,E.J.《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约翰逊,L.C.《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古德曼,B.《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魏斐德《警戒上海》、马丁,B.C.《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赫沙特,G.《危险的娱乐: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业与现代性》、迈斯纳,D.《上海的成功:1900-1910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研究》、黑德,C.A.《活字印刷术在上海:机械印刷、近代出版及其对上海的影响,1876-1937》等。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其它着作尚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包德威《中国的都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卡蒂尔,C.L.《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约翰逊,L.C.《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796-1895》、盖尔,H.《天津的工人,1900-1949》、关满屯《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大卫·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史明正《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省区和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横滨与上海”共同编辑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市野政子《上海平民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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