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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于8月1日举行起义

十月 14th, 2019  |  上葡京官方网站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一、创建人民军队

  1927年7月上旬,为“东征讨蒋”,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部队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这个方面军辖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贺龙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在这一地区集结的共产党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约2万人左右。

八一建军节的故事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据统计,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八一建军节的故事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兼方面军前敌代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2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www.gs5000.cn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一节待命武汉

  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创建了共产党自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周恩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起义的大体设想已经有了,但具体行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据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沪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这里所说的“中央”,系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刘伯承向“中央”汇报后,只得到“军委会”一番空洞的“嘉奖”。耳闻目睹,英、美军舰侵入长江者已100多艘,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后,宁汉合流的趋势一天比一天明显。他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对头。汪精卫主张分共,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在武汉捕杀共产党的风声,越来越紧。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分子,都面临着一种抉择:向左还是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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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①,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天津学生界的领袖,同时与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了觉悟社。1920年再度出国,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曾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组织武装起义正是聂荣臻的迫切愿望。他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当时,因形势紧张,中央不少负责人已先后转移到九江。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坚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命令。与会者最后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批准后再行动。

  为求得对于局势的透彻了解,他偕参谋长韩百诚去拜访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鉴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已陷入破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至于国民党内,虽然宋庆龄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武汉方面的右翼军人杀机渐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在这期间周恩来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表于1922年《少年》第六号上的《评胡适的“努力”》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写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在当时陈独秀根本不抓军队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周恩来回国领导军事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态势。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仅仅三个月,但是这期间他所做的一件工作却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于是,李立三等人于九江会议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并把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

  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

  1924年11月,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主持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和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成立后,对援助广东农民运动,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援助省港罢工工人以及在东征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1925年春,周恩来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在当时,党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区委,都还没有领导军事的部门,所以周恩来实际上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

  7月16日,传来了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的消息,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1925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建立了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叶挺独立团虽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刚成立时,全团就有共产党员20人左右,建立了党支部,革除了军阀作风,废止了打骂恶习,培养了官兵一致的新风尚,成为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力量。在北伐进程中,叶挺独立团骁勇善战,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了“铁军”的美誉。

  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的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原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杜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党的召唤。

  后来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商谈过,要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中,各建立一支像叶挺独立团一样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这一设想由于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到了武汉后,叶挺独立团又加以扩充,后来其主要部分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①李立三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氏。安全是不成问题的。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于这些来客,刘伯承虚与委蛇,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谢绝了。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军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整个学校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这支新成立的黄埔校军在东征中屡挫强敌,攻城拔寨,为东征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的胜利与周恩来主持下的军校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左派将领,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把该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的机会,把左派部队带去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合流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3个军,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许多左派将领,如叶挺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第二方面军各部正由武汉、武穴向九江、南昌集中。先期到九江的谭平山做贺龙的工作,贺龙态度激烈,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这时张发奎已被汗精卫拉过去,宣布实行“分共”的政策,命令叶挺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我们应当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发奎)朱(晖日)与我们一致。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到武汉交中共中央决定。会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又具体研究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于当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出征前的誓师典礼上,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向校军作了战前动员。东征开始后,政治部就规定: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还唱道:“扎营不耍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在这样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中,校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真正的革命军的形象,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周恩来不仅要求政治部制定纪律,严格要求校军,还十分强调对军队进行革命观点的教育,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明确革命任务,了解革命理论。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讲道:我们在黄埔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力量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懂得“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是为“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进行革命战争的。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8月1日凌晨2时打响的,到凌晨6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3000人。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让官兵及群众了解党(国民党)的理论、主义、政策,要让士兵了解自身生活环境,要让官兵懂得革命的原因等等。周恩来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这些要求,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革命武装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团。

  第二节主持参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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