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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上葡京官方网站:,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

十月 22nd, 2019  |  上葡京官方网站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⑦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⑧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②(②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来说也是好的。”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跃上葱茏四百旋。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着,尚不多见。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学’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①(①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

  ⑩指《光明日报》。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有了。”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着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③(③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着书立说了。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⑩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⑩毛泽东对1959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⑨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席住在头等舱。”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讲话记录,1959年7月1O日。)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42页。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黑手高悬霸主鞭。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⑤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5日。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由此而来。”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①薪巴,藏语,农民。

  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④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他说: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①(①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①(①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么,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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