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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为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茂物会议决定向25个国家发出邀请

十月 31st, 2019  |  上葡京官方网站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南亚五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和缅甸决定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有关这一会议的设想,最初是1954年4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的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的。经过半年多酝酿,当年12月底在印尼召开的茂物会议上,五国总理最后商定,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的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争取民族主权、结束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上次解读的末尾我们谈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到这个原则,就不得不说一个会议——日内瓦国际会议。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新中国也为他提供了在外交舞台上展示才华的机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在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历程中,周恩来一直是处于中心的人物。他的外交实践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正确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对于亚非会议,中国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向他介绍了准备发起召开亚非会议的情况。周恩来就表示,中国赞同和支持正在酝酿中的亚非会议计划。同年10月和12月,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又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亚非会议问题。在吴努访华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1954年春夏间,新中国的外交精英们云集日内瓦,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

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风貌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尽管印、缅两国诚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但其他发起国则对此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主要是担心当时尚未承认新中国的菲律宾、泰国和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因此拒绝出席会议。在茂物会议上,当五国总理就邀请中国的问题发生争论时,尼赫鲁指出,科伦坡会议已经宣布完全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的要求,如果此时决定不邀请中国,那将意味着立场上的大倒退,况且中国已经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吴努表示,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可能不出席亚非会议;如果邀请台湾,缅甸将不再作为亚非会议的共同主办者。经过尼赫鲁和吴努的努力,五国总理终于就邀请中国参会达成一致。最后,茂物会议决定向25个国家发出邀请。

这个时候距离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双方在战场上一较高下,战火硝烟刚刚褪去。当时,中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打倒美帝国主义”是每次集会上必不可少的口号;而美国方面,将中共视为“红色恶魔”,对外实行对中国的军事讹诈、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击,对内则推行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排斥一切对华友好的美国人士,对许多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非法审讯。

作为新中国外交奠基人,周恩来在建国前就明确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他精辟地提出,实现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在于“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①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1955年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到发起国的邀请后,复电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而且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也感到荣幸。

5月初,会议开幕,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在开幕会上作了个发言就匆匆回美国去了。当时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史密斯将军就成了美国代表团的团长。6月16日,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然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史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总理当晚就和智囊组作了研究,认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史密斯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主张,而且探索了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必须摆脱旧的外交传统,创建新型外交。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提出,共产党人办外交,要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必须反对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向外国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与外国人合作②。解放战争期间,他进一步提出:从事外交工作“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③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为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仅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热烈支持这次会议,期待会议取得成功;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不过,直至大会开幕,会议的前景仍不明朗。当时,美国政府正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扩展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美国官方及其宣传工具不但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散布会议不可能成功的论调,还试图以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分化亚非国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与会各国的情况也很复杂,不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不同,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主张不同。一些国家赞同尼赫鲁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社会主义各国和平共处;另一些国家加入了美国操纵的条约组织或受美国的影响,将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威胁。在与会国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新中国仅同与会国中的六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情况意味着会上的分歧和斗争难以避免,中国在会议上的一举一动都将十分敏感。

终于,美国人首先表态了:有一天,美代表团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方转达了美国愿就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的意愿。周总理连夜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派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出面与美国人接触。

解放战争后期,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中共中央议事日程。在制订外交方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保证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第二,怎样才能割断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消除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的烙印,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外关系。制订外交方针的过程是,首先由周恩来在一些重要方面做出尝试和突破,随后毛泽东作出统领全局的决策并构筑起整个政策的框架,最后再由周恩来加以充实并付之实行。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会前,中国代表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尽管存在着不利方面,但有利的和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亚非国家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利害关系、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就为会议提供了共同基础。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及其他相关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的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为此,代表团确定了两套方案,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其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考虑到会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特别是针对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代表团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拟定的应对措施是,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定,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代表团的参会方案及有关文件,最后还授权周恩来可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策略和应变办法。

经过杜威廉的安排,王炳南与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接触。第一次接触的氛围还不错,此后中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当天中美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接触。中方通知美方,除6月中旬有2名美侨离华外,中国政府已批准最近申请返美的6名美国人离华。同日,美代表团发表声明,宣布对“依法”被阻止离美的15名中国留学生已经复查完毕,他们可以自由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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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包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这一破坏活动给以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

会议期间,4月23日,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邀请八国首席代表到自己在万隆的家里共进午餐。周恩来有备而来,他私下里同部分国家的领袖讨论台湾问题时,简单、明了的说:“中国人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等大城市,如何处理外国领事馆成了最为敏感的外交问题。11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东北局电提出:对英、美、法等国的领事馆“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④。这一方针的实质在于不承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⑤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份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文件把“不承认”方针固定下来,并指出这种作法的目的在于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有利于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防止帝国主义以各种手法干涉中国内政,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⑥。稍后,毛泽东把上述政策思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精辟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⑦。6月底,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申明新中国将实行对社会主义的“一边倒”。与此同时,周恩来完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用法律语言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至此,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当天傍晚,周恩来将打印了这短短几句话的稿纸直接发给了记者们。这个简短声明立即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
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在此声明发表后几天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我则准备谈判。”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更加全面地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总结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六条方针⑧。在阐述这些方针时,他强调指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而宣布“一边倒”,“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⑨。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在这个声明的影响下,当时在万隆开会的好些国家领导人,如尼赫鲁、吴努、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等国家总理级的人物,都准备在会议结束后从中斡旋,促使中美两国坐下来为缓和紧张局势进行谈判。

新中国的外交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不过,在具体处理与美、英等国的关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仅具有原则性,也具有灵活性和现实精神。他们确定了不急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方针,但执行时留有余地。周恩来在提出这一方针时就指出,这是为了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并不等于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⑩。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未离去。根据这一动向,毛泽东提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1周恩来说明,美国正在试探中共的动向,我们既不完全断绝和它的来往,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我们一定要使美帝国主义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12。应司徒雷登要求,黄华于五六月间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并同意他前往北平,中共领导人准备与他会面。然而,美国最高当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最终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回国的途中,有好些信息就已经反馈到北京。尽管有好几个国家愿为中美谈判斡旋,但周恩来更多的是倚重于印度,这是有原因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的新中国独立自主精神,一方面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是更加深刻和更为可贵的。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13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友好协商、密切合作,共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印度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十分鲜明:

与苏联结盟是中国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自主选择。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指出,要慎重对待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的条约要废除,有的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保持14。对于中苏旧约,新中国领导人最初虽向苏方表示可以继承,但心底里却认为它也包含着不平等的一面,按照“另起炉灶”的方针,理应重新签订。毛泽东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赴苏联访问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苏方出于各种考虑仍想维持旧约。经过毛泽东力争,斯大林才改变初衷,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约。然后,赶赴苏联的周恩来就一系列具体问题与苏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双方各有所让步的情况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议15。中苏新约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条约基本改变了中苏两国原先的不平等关系,中国收回了国民党政府丧失的一些重大权益,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孤立,并得到了宝贵的外来援助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中苏同盟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苏结盟之后,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周恩来经常提醒说,我们对苏联不能盲从,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我们“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16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其一,在台湾问题上,印度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年在联大上都提出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案。

寻求和平共处,倡导五项原则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其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印度持公正的立场,印度与中国频繁接触,为朝鲜停战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4年至1956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中国外交也明显地带着他的风格。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新战争可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17。据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抓住和平问题、抓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求同存异,灵活应对,先后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开展多边外交,为争取国际形势走向缓和,为争取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新中国是打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而周恩来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卓越政治家和外交家。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另外,尼赫鲁总理专程派来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先生,他与周恩来是相当熟悉的朋友。
1955年5月,梅农专程来到中国,经过双方深入地会谈,周恩来把有关中美会谈的方案交给了梅农。梅农离京回国之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战略安全方面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边疆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边疆威胁中国。通过1954年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1955年6月间,梅农从新德里来到华盛顿,为促成中美会谈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同一时间,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卸任,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在向周恩来总理递交委任书时,特别转达了当天上午英国外交部要他及时转达的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日内瓦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中、美、苏、英、法)之一的地位和身分参加。会前,周恩来估计,会议要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已很困难,会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印支问题。假如能实现印支停火,恢复和平,那么美国在亚洲就再找不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了18。在他主持下,中国代表团于会前拟定的方针是,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19。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正如周恩来所料,由于美国蓄意破坏,有关各方未能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为此所作的真诚努力,博得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在随后展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抓住法国政局变动的机会,适时调整策略,在越南、法国、柬埔寨和老挝等有关各方之间斡旋,打破了僵局,最终促成除美国外的有关各方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显得十分孤立。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推迟了美国直接武装干涉印支的计划,使国际形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也得到巩固。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与柬、老两个近邻的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中英关系有所发展,中国同法、美两国也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简短的口信说:

参加日内瓦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寻求具有广泛意义的和平共处的重要一步。根据这次会议的经验,周恩来提出了“建立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他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与建国初期的提法“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不同,“和平统一战线”基本是以中国国家安全为中心设想的,它包括的范围也远远超过和平民主阵营。周恩来说明,这个统一战线基本是建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要争取主张和平的国家,影响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孤立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战争集团”20。由于这一政策的提出,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方式也变得灵活多样了。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首先是同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为此需要制订同这类国家交往的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应运而生。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7月15日下午,周恩来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经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

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不是全新的东西;周恩来的创造和贡献表现在他把这五条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这是他运用独特的“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探索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周恩来曾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作为整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他所找到的,能使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接受,并可以在其中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以达到“共存共荣”的“共同点”。第二,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周恩来经常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诫条;他倡导的五项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法律约束和道义约束的合一。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法律约束,它被写入中国与外国签署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同时,它也是一种国际道义约束。周恩来倡议,各国应遵照和平共处的原则实行对等的自我约束,并互相监督21。第三,具有多种形式,可以突破建交或未建交的束缚。正如周恩来所说:按照这一原则,“对于那些已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竭力发展和巩固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对于那些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不放弃机会来同他们增加接触,改善关系。”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中国政府在回文中对美国政府说:

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它是新中国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发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它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政策。此后40余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只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而任何对五项原则的违反,都对和平事业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说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别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继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55年4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又一次在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上登场亮相。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这是最精彩的一幕,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通过这次会议显示出非凡的活力。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打开了通往亚非国家的大门。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接触,中美会谈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个成果,始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的接触。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意外的果实”。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考虑此次会谈中方代表的人选了。

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会议期间,各国之间最主要的分歧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一些国家的代表赞成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将共产主义视为主要威胁,主张参加以美国为首的条约体系,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一些国家的代表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当整个会议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政治思想大混战和当会议难以达成最后协议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先后两次登台讲话,将会议引上正确的方向。在第一次发言中,他说:中国“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亚非各国之间共同的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与会各国应为此“团结起来”。在第二次发言中,他说明,中国“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实现“集体和平”。他综合了与会各国的共同意见,提出了作为中方议案的“和平宣言”,并巧妙地解释了中国的各项对外政策,使有关国家感到放心23。周恩来温和而睿智的发言打破了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协议。会议最后确定的十项原则,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提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会议功德圆满地结束与他的这一才干是分不开的。通过周恩来的言谈举止、作风人格,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开始消除对新中国的偏见、疑虑、误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正如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对周恩来所说:虽然我们在有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24。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为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奋斗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主要解决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只同少数西欧国家和亚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实现了飞跃,同大部分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同拉丁美洲国家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方面实现了突破。70年代上半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普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在周恩来的时代,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平等相待,互相支持”是周恩来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主题。在思考和处理与这类国家有关的问题时,周恩来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身处亚洲,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有着被侵略、受欺压的历史遭遇,在获得独立之后又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历史任务。这使周恩来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对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有着深切的了解。其次,周恩来十分清楚,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外交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50年代,这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关键。60年代,在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这些国家又是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主要对象,中国从国际上获得的支持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为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周恩来不仅制定了有关的一系列重要政策,还三次出访亚非国家。他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不仅体现了他的现实精神,也体现了他所怀抱的理想。这些原则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长远的基础,对中国外交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它们是:第一,“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25。这是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周恩来提出的国际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则。第二,优先发展睦邻关系,慎重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先后同印尼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署了边界条约。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改善了中国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对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推动了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第三,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尊重各国人民和政府对本国制度和内外政策的选择,恪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坚持外交工作绝不能介入他国内政问题。周恩来同时坚持这两个方面,是他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重要原因。有关精神在他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6。第四,同亚非国家建立新型经济关系。周恩来一贯重视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一贯主张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附有任何特权条件27。在总结中国发展同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他于1963年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28。这些原则以及按照这些原则向亚非国家所提供的大量无私援助,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亚非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贯支持,也体现了周恩来为创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作的努力。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同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是周恩来为中国拓展外交天地的另一侧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改变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与这些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冷战环境中,要发展同这类国家的关系,还必须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突破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周恩来以不同方式推动中国同英、日、法三国关系的发展是颇具代表性的事例,而这三个国家恰好又是他青年时代曾留学和旅居过的。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但其只同意新中国建交原则的一半,承认新中国,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一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为了实现中英关系的突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采取了“半建交”方式,即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双方建立“半外交关系”29。“半建交”在新中国建交史上是个创举,它不仅使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在两大阵营极其对立的条件下在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了一个外交渠道。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如果说中英关系的起步是经官方途径实现的,那么中日关系的起步则是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来推动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日本当局追随美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周恩来与日本主张对新中国友好的人士合作,于1952年打开了中日民间接触的途径。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中日之间先后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发展中日关系不能回避两国间曾存在的战争问题。周恩来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陷于低潮。周恩来又先后提出“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30。考虑到中日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正常化,周恩来还提出了“长期积累”的方针。经过各方的努力,60年代初中日关系有所恢复,并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半官方”性质。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谈判过程中,中法双方在如何处理法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上曾出现分歧。为解决这一矛盾,周恩来几经考虑,在吸收法方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提出“直接建交的方案”,即在双方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允许法国首先宣布同我国建交,然后法方再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样,谈判中出现的难题便得到了解决31。中法建交的消息一经公布便震动了整个世界。它向全世界表明,即使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时,周恩来最重视的是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保证国家安全。为此,既需要斗争,也需要合作;不过,随时局转换,斗争与联合的对象有所不同,斗争与合作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建国初期,由于美国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发动侵朝战争,新中国联苏反美的外交格局被固定下来。然而,即使在中美尖锐对立的岁月里,开展斗争也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切方面。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事实上,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从未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泯灭。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主动而明确地做出愿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姿态,从而导致了中美双方关于解决滞留在对方的人员回国问题的会谈。1955年春,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次讲话直接促成了此后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政府当时无意放弃其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未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是,周恩来所采取的行动代表的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政策。在1956年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中国同其他国家扩大接触,是从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包括美国在内,而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出发的……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一样具有同它友好的愿望。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不应该成为阻止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而且我们还深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终有一天会使两国人民重新通过各自的政府互相联系起来。”32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60年代末期,中、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客观形势为中美双方提供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融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在作出这一决策和实施这一决策的过程中,周恩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周恩来不仅直接参与决策,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他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建议;还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其次,他利用美、苏矛盾,通过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有限缓和对苏关系,为中国争取到更主动的对美地位。第三,他协助毛泽东,一步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精心安排了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的会面到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每一个细节。最后,周恩来于1971年7月中旬,在北京同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博士举行秘密会谈,就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内容达成协议。可以说,正是通过周恩来的诸练操作,毛泽东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设想的战略才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战略,并能付之实施。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外交带来新的动力和广阔天地。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只是在半个国际舞台上活动,那么从这时起,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这一冲击引起的第一个反响就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极大地震动了长期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日本朝野各界强烈要求尽快争取日中建交。1972年秋,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遍及世界范围的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出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已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注 释: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322页;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5页。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7页。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③《周恩来在中央外事小组整风学习计划上的批示》,1947年。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④、⑩《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6页、第799—800页。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6页。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⑧、⑨、13、17、21、25、26、27、28、30《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51页、第49—51页、第2页、第61—62页、第179—180页、第131—132页、第
387页、第 118页、第 388—389页、第 289—290页。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11《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第490页。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12、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323页、第321页。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15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章第2节。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16、29、31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5页、第241页、第250页。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18、20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8页、第108页。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6页。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20《周恩来在外交部干部会上的讲话》,1954年11月3 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5页。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23 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33页。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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